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战友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德烈·布勒东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乳房》。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
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